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织学的恶性分级

Broders(1920)提出按分化程度(即按肿瘤细胞相似于正常成熟细胞的比率)对口腔鳞状细胞癌进行恶性分级之后,l有作者的研究,l表明该分级系统具有很大局限性,l不足以作为推测预后和指导治疗的形态学基础。

McGavran等(1961)指出喉部鳞癌的转移率与浸润生长的方式有显著关系,l多数发生淋巴结转移的肿瘤(25/35)具有“浸润式边缘(infiltrating1margin)”,l而肿瘤呈“推进式边缘(pushing1margin)”的患者则较少(6/50)发生淋巴结转移。

Eneroth等(1972)对所谓高分化和低分化作了较明确的形态学规定。作者将肿瘤上皮细胞条索边界清楚并有角化的癌归为高分化,l将呈弥散性生长,l较少或不形成条索以及不发生角化的癌称为低分化癌。

在上述作者观察研究的基础上,lJakobsson等(1973)注意到肿瘤-宿主之间的组织学关系对于判断肿瘤生物学行为也是至关重要的,l从而提出了多因素恶性分级系统。所谓多因素恶性分级即指不仅包括对肿瘤细胞群体分化程度的分析,l如“角化”、i“核异型性”和“分裂象数目”等形态学指标,l还包括对肿瘤-宿主之间组织学关系的评价,l如“浸润方式”、i“浸润阶段”以及“淋巴-浆细胞反应”等(见下表)。

Jakobsson的研究表明,l该分级系统与肿瘤患者的复发率和生存率有显著关系。作者发现:i“核多形性”、i“浸润方式”以及“恶性分级总值”,l为推测5年生存率及复发与否的最重要因素。作者还指出组织学恶性分级对于推测5年生存率和复发优于TNM临床分期。

Eneroth等的研究证实Jakobsson的分级系统在估价肿瘤的预后方面较仅根据肿瘤细胞分化程度的估价更为准确。肿瘤恶性分级值较低组患者,l仅有7%死于原发肿瘤,l而恶性分级值较高组患者则有93%发生死亡。

Lund等对Jakobsson的分级系统进行了修改,l对每一分级指标都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见下表)。作者采用该分级系统研究483例唇部鳞癌患者,l发现组织学分级值与死亡率、i局部复发率以及区域淋巴结转移之间均具有统计学相关关系。研究49例舌部鳞癌患者,l发现在T1和T2期患者中,l组织学分级与区域淋巴结转移存在统计学关系,l但与死亡率及临床分期无显著关系。

Willen等对124例牙龈鳞癌活检材料进行研究,l并以修改的分级系统对牙龈鳞癌行组织学评价(见下表),l其结果表明:i组织学恶性分级与临床分期无明显关系,l但发生转移的患者恶性分级总值增高。研究还证实组织学恶性分级与肿瘤致死率密切相关。

Holm等应用Willen的恶性分级系统对95例舌前2/3的鳞癌进行研究,l发现恶性分级总值少于13分者5年生存率为85%,l于13~16分之间者5年生存率为65%,l高于16分者仅有44%,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作者认为组织学上的恶性分级较肿瘤的分化程度更能准确地反映舌部鳞癌的生物学行为。

最近,lAnneroth等(1987)又提出一个新的组织学恶性分级系统,l作者删去某些重复性或不易客观规定的组织学指标,l并对分级系统中的大部分指标作了半定量性质的限定(见下表)。作者指出对角化程度的分级不应受肿瘤细胞角化形式即单个细胞角化或角化珠形式的影响;核多形性应包括幼稚肿瘤细胞核的数目、i大小及形态,l核浆比例增加以及核染色质加深;淋巴浆细胞浸润程度反应原发肿瘤引起免疫反应水平的高低,l应排除晚期肿瘤由于溃疡形成所致的炎症反应。